然后听着电话那头的分析和劝告，偶尔点头，礼貌的挂掉电话。陆妈的眼角湿润，放下了手上的托盘，平日里挺得直直的腰背似乎也弯了那么一寸。
陆琪对这个案子从一开始，就是感觉无能为力，这超出了她任何一种能力的象限范围。她懂常识性的法律，但分不懂“非法集资”和“集资诈骗”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，陆爸究竟该是主犯、共犯，还是从犯，每个人的认识好像都不太一样。她只能将希望都寄托在了周律师上，对陆爸入狱的结局也做好了心理准备。但她现在必须做点什么，才能赶走对自己的厌恶感。每每躺在床上，一想起这些都靠爸爸坐牢换来，她没法安心。
她在周律师的事务所里把能看的资料卷宗都看了一遍，甚至还去了图书馆专门找经济犯罪类的书籍看，然后打电话找朋友，到处咨询，看能否在这个没什么悬念的官司里替老爸挣条出路。
9月的一天，陆琪站在市检察院的一楼大堂里，想趁下班时间逮一位姓欧的副检察长。陆永康的案子被公关机关移送后，由这位欧检察长负责。当然在案件取证调查期，他是不应该，也不会答应和被告人家属有什么私下行为，但在中国的官场里，你不碰一下，怎么知道他是硬的还是软的呢？
所以陆琪今日就慌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