繁荣必须依靠道德。所以，他认为，中国的道德原理和政治体系才是社会制度的最好范本。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。
至于原因，伏尔泰也进行了分析。他观察到，中国的皇帝和官府非常重视兴建公共设施，维护公共利益，进行修桥铺路、开凿运河等工程，给人们带来方便。而这背后的原因，伏尔泰归结为，是中国的父权制在起作用。
他认为，和其他文明不同，中国的父权没有受到过削弱，子女对父亲的“孝”一直是国家的基础。所以，中国的政府当局才爱民如子，特别热衷于公益事业。
为此，伏尔泰还跟踪了当时的东方新闻，总结之后认为，新皇帝雍正爱法律、重公益，超过他的父亲，以至于“帝王之中无人比他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”。皇帝还奖励勤劳和孝顺的农民，亲自审阅重罪案件，显然尽到了君父的职责，证明了他的理论。
至于更深层的原因，伏尔泰认为，是孔子所制定的道德，产生了如此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。所以应该学习谁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他说的还比较委婉。另一名学者普瓦维尔在《哲学家游记》中甚至直接表示：“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，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