们鼓吹原教旨，反对公教的腐化现象，因此直接把极端性拉满了。
而新一代新教，并不是把这种极端性归零，而是直接跳到对立的极端——他们像是报仇雪恨般地推崇相反意见，结果，就只能在两个极端中间来回跳。
现在想想，这可能是从罗马时代，就有的病根。罗马帝国也好，后来的教会也好，形成的“纲常”，或者说作为共识的社会规范，涵盖范围太狭小，本身也太脆弱。而后来的蛮族，在这方面就更加糟糕了。
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，想脱离窠臼都不容易。对他们来说，就更加如此了。蛮族们其实无论怎么横跳，也跳不出教会当年开拓出的范畴。
当然，这也不是他们的特例。郭康也是看着塞里斯人捣鼓来捣鼓去，结果怎么都摆脱不了天下观。
要知道，从信史时代开始，中原国家的组织方式其实也就两种：要么是周朝开始的，华夏诸国争立的模式；要么是元朝开创的，超出族系和地域、多个兀鲁思并立的结构。一直到郭康的时代，天下依旧是非元即周，还是这俩在生效。
中原都是如此，欧洲就更没得选了。
他们这种情况，导致一旦当时的理论体系出现问题，反对者只有一条路可走。而且只要反对，就往往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