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宣的书籍，不管是官刻还是坊刻，在内容上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，比如禁止刻印、销售边机文字、刑统律、敕文等机要文献；禁止刻印、销售宗教异端等书籍；禁止刻印、销售违背儒家经义的书籍。
甚至还有一种禁，叫做“党禁”，就是在朝廷派别斗争中，禁止刻印、流传反对派的书籍。
不止如此，包括朝廷大臣之奏议，台谏之章疏，内外之封事，士子之程文，机谋密画，均不可泄漏。
更甚的，不经过国子监严格审查，“程文短晷”之类也不可刻印和销售，以防晚进小生“文场剽窃之用”。
换句话说，小宝秋试前的那份“历年真题”，要不是皇帝给开路子，一般人弄不到。
这些规定在楚清看来，一部分是为了防间谍，一部分是党争手段，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防人民，防人民“肆毁时政”。
但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大宣的“政治需求”。
换句话说，你可以像京都百姓那样热议最近粮价涨得让人吃不起饭，但你不能议论朝廷控制不了粮价。
如果某本出版物敢出版这类内容，那就是“肆毁时政、摇动众情、传惑天下”，就要“严行根捉”，从重从严、深挖广掘，力求除恶务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