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二年，夏。
苏城，干将门派出所。
所长闫志义打开面前的一份卷宗，嘴唇紧抿，双眉拧成一团。
卷宗右上角，贴着一张一寸大小的证件照，一看就是才拍不久照片上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，剑眉星目，高鼻梁，嘴略显秀气，留着一头短发，外表既中又透露着几分精神。
“白云天，男，18岁（自称），民族汉，籍贯未知。
八月十六日，该青年来到派出所，自称被人打晕除知道自己姓名及年纪，家庭住址、亲人等信息全部失去记忆，希望派出所能提供协助，帮助其找到家人。
该人随身只有一台形似随身听，被其称为学习机的电器，和一副类似听诊器的耳机之外，并无其他可以表明身份的物品。
检查发现，该青年后脑勺有一道两公分血口，疑似被钝器击打所致……”
闫志义翻到卷宗后面的医院检查报告，上面是东城医院出具的检查报告，证实白云天后脑勺确实是被打击受伤，还附带了伤口照片、x光片。
他将医院报告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，然后又翻回到前面，继续看到。
“该名青年说话彬彬有礼，用词偏向书面化言谈中不带任何方言口音，普通话非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