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后更加对教派深信不疑；还有，被囚禁多年的女孩，在被解救之后，说自己只是跟其他人的童年不一样，并没有错过什么，她还因此没有沾染抽烟喝酒的坏习惯、没有交不良朋友，绑匪对她很好等等；可以说，这是投入合理化，他们把自己无法承受的损失和伤害忽略掉，在内心更换成一种自己能够接受的说法，并且自己令自己深信不疑。”
“那不就是自欺欺人吗？”小泉红子总结着，顺便努力回想自己有没有掉进过这种大坑。
“而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看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再范畴化，”池非迟继续道，“一开始，人质将他们人质团体和绑匪分为了‘我们’和‘他们’，但是在被挟持过程中，绑匪和人质之间存在很强的依赖感，绑匪知道，如果没有人质，他们就会遭受警方的暴力镇压，而人质知道，他们的性命握在绑匪手中，如果绑匪走投无路，他们可能会遭受伤害甚至是死亡，他们都依赖对方获得生存的机会，原本处于对立位置的人质和绑匪因为共同的命运，将‘我们’和‘他们’再范畴化为‘我们’，而警方则被视为‘他们’这一群体，如果绑匪的要求并未得到警方满足或者受到威胁而伤害人质，警方就会被人质视为他们共同的‘敌人’。”
小泉红子听着一串‘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