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所以我才来找你们。”
杜义山也不搞什么弯弯绕，把手里的茶杯放到面前的桌子上，直接开门见山：
“你们敢不敢在运7-200A项目上验证这个工程模型？”
坐在对面的两个人对视了一眼。
这个问题，不好回答。
从推导方式和模拟计算过程上讲，他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
但二人和杜义山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并不一样。
尤其是易元和。
这是几人的位置不同所决定的。
从941（载人航天）工程开始，华夏的工程项目逐渐确定了一个主基调：
总工程师拍板，总工程师负责。
与运7-200A有关的任何事务都由总工程师易元和进行最终决策。
而相应的，如果这个由常浩南创造的、由杜义山推荐的工程模型应用到飞机设计上之后出了问题，需要承担直接责任的不是他们，而是易元和。
也就是权责统一。
如果把杜义山放到那个位置上，必定也是一样的思路。
易元和点燃了一根烟，把过滤嘴放进嘴里猛吸了一口。
如果这个模型只涉及到非线性颤振分析，那其实没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