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用近乎苛刻的刑罚用以规范官员行为。
同时，直属于皇权的机构：东厂和锦衣卫应运而生。
这使得君主对官员的控制不仅有书面条文的约束，而且还上升到有实体密切的监控机构。
除此之外，朱元璋还效仿周公《大诰》之制，刊布明之《大诰》，颁行天下，告诫臣民。
《大诰》所列罪案，可分为官吏、豪强、百姓及武臣几部分。
官吏玩忽职守、滥设吏卒、贪赃受贿、科敛害民、侵吞钱粮、逃避粮差等，皆处重罪。
其中惩处贪污的罪案就占全部罪案的一半左右。
《大诰》中写：
起解官物、放富差贫者，族诛；贪赃纳贿、说事过钱者，凌迟处死；盗卖仓粮者，墨面文身，挑筋去膝盖，仍留本仓守支；驿丞科敛驿夫，戴重枷于驿前。
《大诰》所列凌迟、枭首、族诛者成百上千，弃市以下万数。刑律极严酷，超出《大明律》的量刑标准，许多遭族诛、凌迟、枭首者多属寻常过犯。
明朝百姓一旦遭到官吏欺压刁难，甚至能将这官抓起来，然后手持《大诰》赴京告状。
而敢阻拦百姓的官吏，一律严惩。
朱元璋说：“其正官、首领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