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三元桥到了，二十五块。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。这是发票。”
我把撕下的出租车发票跟找钱一起递给了下车的乘客。表打到暂停档，点了根烟。烟不是好东西，可开夜班出租这活，不抽两口不解乏。
我叫刘大宝，陕西人，我父母是普通的农民，像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一辈子的边界就是从自家的田头走到别人家的田头。
跟千千万万的中国家长一样，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。很可惜，我让他们失望了，我不是读书的材料，看我身边的朋友，祥嫂的儿子是学霸级别的，今年考上的清华，三德子可能连学渣都不算，初中毕业证都是学校看面子给发的，而我就是中间的那个，混到高中毕业才不读书的。
我不想像父母那样，生下来就看到死，2005年，我背着行李，带着卖山上采的蘑菇攒下来的二十块钱，跟着我姑父，也就是我爸爸妹妹的老公，来北京当保安，那年我16岁。
我得学历是当时保安圈里最高的，加上年纪小，嘴巴又甜，第二年，就遇到了一个机会，公司出钱让我去学了车，平时送送货。但是好景不长，金融危机来了，公司的效益连年下滑，我作为司机队里驾龄最小的，被优先开除了，保安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