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晚近科学渐明之时也。”），语其浅近，如因果之说，往往不验，又非智士所能信，即当时治法相宗既精且博如欧阳竟无者，犹负气特甚，亦未能出家，习气终难尽绝，疑此尚未足易世也。”至诚曾以书达欧阳大师，意在激成两大师之雄辩，极论佛儒修短，当不减会稽斋头，一议一难，莫不厌心舞，快何如之。欧阳大师竟以“四不答”置之。迭函相渎，答书有“孙至诚太笨”之斥。
民国廿四年秋，谒于苏寓，纪述如次：
论某公好奇，曰：“学说之奇袤，至今日而极，坊表后进者，惟有视以正轨，岂容教猱升木，如涂涂附？今则以今文疑群经，以赝器校正史，以甲骨黜许书，以臆说诬诸子，甚至以大禹为非人类，以尧舜为无其人，怪诞如此，莫可究诘。彼固曰有佐证在，要所谓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者已。绝学丧文，将使人忘其种姓，其祸烈于秦皇焚书矣。好奇之弊，可胜慨哉！”答问《章氏丛书》，续编未收文录之故，曰：“近所论列，经往以时忌不便布之。而近年多为碑版文字，又迹近谀墓，故未付刊。”
又书轶事数则云：
袁世凯禁之都门时，先生愤甚，于几案旁遍书“袁世凯”三字，日必击之数四。又尝书“死耳”二字为横帔赠人。民国四年书“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