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固非易，要亦何用？”则明标用字矣。
此次讨论之点，已非前两书论旨，弟本不欲再答，以灾《周报》篇幅，然此事确又为前两书论点之碣础，且亦即两人立言所以异之破，故不能不一言。近日事乱如麻，而此行来欧，箧中无线装书，《馀杭丛书》不仅续编不能得，即正编亦遍觅不得，故不能所引证；俟归国后当更为文申之，而此次辩论亦请暂止此。
孙君阅及此书，亦又来书论之，仍并录于次：
承视姜君第三书，本可不再置辨，无庸如郑人争年以后息为胜也。然有不能已于言者。馀杭先生自明其学为求是而讥致用，已若揭日月矣，姜君反谓其学为致用而非求是，以先生之说为制敌而发，目以摇演谢短，恶，是何言也！先生之学，以经学为主，而说经以古文为主，譬诸制敌，此乃其大本营所在，而非游击队，傥为之拔赵帜立汉帜，将无以自植坫坛；舍此而言其全，更非弟之所敢知也。至以“规矩绳墨，审谛如帝，观世文质”为言，纟由绎原书，不难解悟。盖先生以求是为君，犹庄周所谓无用之用（即间接之用），致用为匠，犹庄周所谓有用之用（即直接之用）。前引《易》一致百虑之说，即恐其混求是致用之分野，乃以其同而求其异。姜君能使之名实违反，二者易位，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