哲学之门者，皆能道之。孙君所闻与弟有异，故以此两事为对立，仅为先生争一“真”字，而又于第二书中（《周报》十四卷第三期中第二书也）“务期有用”一语回惶自护为第一义谛、第二义谛之言，其实苟即鄙说而裁之，正不必以为有异也。至谓“而言其异则所谓一致而百虑，言其同又所谓殊途而同归”云云，则为文家虚调，而远于辩章学术之义矣。
更退一步言，以孙君所引先生与王鹤鸣书而论，此先生以古文家之资格，为经古文作拥护者，诚有“学者将以求是，有用与否不暇计也”之言，（按“是”与“真”不必相等，兹姑就常识论之）。然此特为经生发，为拥护经古文之经生发，为制敌发，所谓摇演谢短之说也。果必以此而谓不求用专求真，是最真之学莫过于“有规矩绳墨，审谛如帝”，而最疏者莫过于“观世质文而已”（三语皆与王书中语），孙君又将何辞以为解？弟手中无先生书，不能自为其说多引左证，即就此次孙君两文中所引之言而论，已足大成吾说。如三十六期引论经史……不应……疑一文，于以碑版补正史列传之缺一事，而曰：“此犹系小节，无关国家大体。”又曰：“研究历史须论大体，岂暇逐琐屑之末务？”此岂纯任一“真”字而可辩章者哉？又曰：“我能知两万万人姓名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