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好体制的政府，其自然的而又不可避免的倾向即是如此．如果斯巴达和罗马都灭亡了，那么，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希望亘古长存呢？假使我们想要建立一种持久的制度，就千万别梦想使它成为永恒的吧．为了能够成功，就不要去偿试不可能的事，也不要自诩能赋予人类的作品以人类的事物所不允许的巩固性．政治体也犹如人体这样，自它一诞生起就开始走向死亡，它本身就包含着使它自己灭亡的原因．但是这两者却都能具有一种或多或少是茁壮的、而又适合于使本身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得以生存的组织．人体的组织是大自然的作品；国家的组织则是人工的作品．延长自己的生命这件事并不取决于人；但是赋予国家以它所可能具有的最好的组织，从而使它的生命能够尽可能地延长，这件事就要取决于人了．体制最好的国家也要灭亡的，但与别的国家相比要晚一些，假如没有意外的事件促使它夭折的话．政治生命的原则就在于主权的权威．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，行政权就是国家的大脑，大脑指使各部分运动起来．大脑可能陷于麻痹，而人依旧活着．一个人可以麻木不仁地活着；但一旦心脏停止了它的跳动，则任何动物马上就会死掉．国家的生存绝不是依靠法律，而是依靠立法权．旧有的法律虽不能约束现在，然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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