疲于吏事，恐不能专意为此，但明练经文，略记注义，亦自有用。”足表学人之治学与俗吏之向学迥不可同日语。然求是与致用云者，特各有所重轻而已，实则言其异，则所谓一致而百虑，言其同，又所谓殊途而同归者矣。先生之言学，侧重求是，而亦不废致用。综观先生致王鹤鸣及至诚书，其意之重轻所在，读者可自得之也。
太炎弟子论师说四
复接姜君由巴黎来书讨论如下：
孙君第二次辩论，已见《周报》三期。近以一小小译事，书案纷沓，日不暇给，而孙君申辩已非旧时论点，故不欲再有所论列。顺间再翻《周报》，似觉仍有不能已于言者，再拉杂为阁下陈之。
前书“求真”“求用于救民”之言，本为举世之纷纷者发，得孙君一揭，此义益彰，不胜欣快；然果无申释，则不仅不足以解世人之惑，即孙君亦未必能相谅矣。
凡有所成就之学者，必有其道之“全”，然发言盈庭，不能无因时因地而有所摇演谢短，故吾人之论是者，当先得其“全”，得其全，则是非正反真寓之语，厄言曼衍之辞，皆各有其归向，亦各有其相得之谛。自休宁戴君以来，其言足以抗代而确有其“全”者，馀杭先生其人也。弟所见馀杭先生之“全”，即第一二两书末